1942，王人美和蔡楚生在桂林
图①：王人美肖像。(资料图片)
图②：蔡楚生肖像。(资料图片)
图③：《渔光曲》电影海报。(资料图片)
图④：王人美的口述回忆录。记者韦莎妮娜 翻拍
图⑤：《渔光曲》电影的部分演员和配乐人员合影。左一罗朋、左二王人美、右一聂耳、右二蔡楚生。(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老一辈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
这首歌，是我国首部走出国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曲。1934年，由蔡楚生编剧和执导，王人美、韩兰根等主演。电影上映后，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后，连映84天，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最高卖座纪录。时年20岁的王人美也凭借这部电影，一夜之间成为了万人瞩目的明星。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年12月，王人美和蔡楚生先后逃离香港赴桂林。在桂林再度相逢，《渔光曲》的两位“灵魂人物”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从“徐小猫”变成“王嬢嬢”
电影《渔光曲》，在上世纪30年代进步电影事业历史上，可谓是光辉的一笔。
这部电影将镜头对准了一户普通的贫苦渔民家庭，将两代人在水深火热中的不幸遭遇一一展现。在导演处理与镜头运用上，也突破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影戏观念，处处给人以生活的质感，首次在银幕上展现了当时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人生。
1934年6月14日电影上映后，上海正值60年一遇的酷暑。观众们冒着中暑的风险，一窝蜂挤进没有空调的金城大戏院观看。电影连映84天，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最高卖座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聂耳担任了该影片的配乐，同时客串了一位幸存的渔民。
在影片中，王人美扮演的渔家女徐小猫朴素、自然，将在资本家压榨和帝国主义经济掠夺下，中国普通渔民灾难重重的生活刻画得入木三分。20出头的王人美也因此名噪一时，与黎莉莉、阮玲玉、陈燕燕齐名。
由于“徐小猫”的形象太深入人心，王人美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小野猫”。随后，王人美先后参演了抗战电影《风云儿女》《关不住的春光》、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等，并演唱了一系列至今大众都耳熟能详的电影主题曲《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等。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王人美和丈夫“电影皇帝”金焰匆忙从九龙逃到香港。又经过两个多月的步行，抵达五百里之外的桂林。抵达桂林已经是1942年2月。在逃往桂林的途中，王人美的心和难民们贴得更近，对人生的态度，也发生了质的改变。“过去，我总觉得我们是进步文艺工作者，我们的生活健康向上，无可指责。现在我们亲身尝到了流亡生活的艰辛。也不难想到，‘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给全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我们过着那种悠闲舒适的生活，与现实相比有多大距离!我感到内疚，也感到痛心……”王人美回忆道。
在春寒料峭的桂林城中，名噪一时的“小野猫”寓居在桂林一位朋友家。由于战时工作难找，王人美便主动帮助朋友照料孩子。朋友家是以制作注射药品为生计的，王人美看操作过程比较简单，也帮着一起干。孩子们觉得王人美毫无大明星的架子，都亲热地叫她“王嬢嬢”。
在王人美的回忆录中，也简要地记载了这段桂林往事。“我们的那位朋友姓沈，过去和金焰是球场上的相知。他的爱人是个桂戏演员，虽然和我初次见面，却对我十分热情。见我找不到工作，再三劝我不要着急，强留我住在他们家……”
金焰在抵达桂林后，马上动身去往了重庆，一去数月，找不到工作，也不懂生意经，经常吃亏上当。
在王人美独居桂林的八个月中，她积极参与桂林各种抗战文艺活动。记者翻阅史料，列举两件：
1942年5月25日，时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在乐群社举行茶话会，招待从港脱险来桂的文艺界人士，到会的有梁漱溟、王人美等百余人。
6月29日，王人美和有志之士一同发起筹款慰劳“飞虎队”将士。举办歌咏、平剧会演，地点在桂林三教西餐厅，售出票款一万元，全部捐赠出来。
疑是桂林春色好，一天风雨正森严
在桂林，王人美常常去环湖的一座破房子里看望两位旧友。一位是《渔光曲》的编导、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第一位享誉世界的中国导演蔡楚生;一位是中国电影技术家、导演、后来的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
蔡楚生和司徒慧敏都是进步人士。在抗战爆发后，蔡楚生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等进步组织，并和司徒慧敏筹拍了《游击队进行曲》等一系列抗战电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千方百计寻找在港的文化人士及爱国民主人士。史料记载，日本文化特务当时在香港所有电影院打出幻灯片，要求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知名文化人士到香港半岛酒店的日军司令部报到。为躲避日方诱捕，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前身)的协助下，蔡楚生乔装成盲人躲过搜查，在海上漂泊20天，辗转柳州，终于在1942年2月初抵达桂林。在桂林火车站，田汉、洪深等人专程前来为蔡楚生接风。
据《桂林文化大事记》记载，在蔡楚生抵达后不久，在田汉的组织下，蔡楚生、欧阳予倩、司徒慧敏、郑君里等十多位文艺人士在月牙山庵堂举行了“新形势与新艺术”问题座谈，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外新形势以及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文艺运动。
蔡楚生有肺病，在桂林时，居住在潮湿破旧的屋子里加剧了他的病情。司徒慧敏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王人美也常常劝他要多休养。但蔡楚生不听，几乎是在玩命地工作，还积极参加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由于战乱没有拍摄器材，蔡楚生从电影创作转向了话剧创作，还带病积极参加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描写日寇占领香港前后，香港广大居民所遭受的空前劫难的五幕大型话剧《自由港》便创作于此时。
在蔡楚生伏案笔耕不辍的同时，命运之洪流并未因暂时的安定而平息。他的父亲和四弟先后在战乱奔波途中病逝。亲人和自己的遭遇，为《自由港》的创作注入了悲怆的色彩。剧本创作完毕后，蔡楚生病情恶化，后经由桂林文化界的名人接济才得以入院治疗。
在病床上，蔡楚生写下了一首诗“生如海燕舞青天，忽觉繁花落眼前。疑是桂林春色好，一天风雨正森严”，表达了他顽强的斗志。
蔡楚生和桂林的缘分不仅如此。在桂林，他承蒙了桂林文艺界的照拂，也尽力想要回报。他曾经将三条棉被，分别捐赠朋友，自己却受寒躺在薄薄的竹席上面。在创作了《自由港》后，蔡楚生将其税收悉数捐赠给了桂林贫病作家做医药费用。1944年，蔡楚生还被选举为文协桂林分会第五次会员大会理事。
离桂以后
1942年底，王人美离开桂林，前往重庆。居无定所的她和丈夫只能投奔大哥王人璇，寄居在他的家中。王人美帮助大哥料理家务，就这样度过了一年。
1944年春，渴望工作和为抗战出力的王人美到昆明，加入了大鹏剧社。可惜没过多久剧社也解散了。居无定所的王人美再一次寄人篱下，借住在了朋友蒋君超家中。与此同时，王人美和金焰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金焰对王人美出来工作颇有微词，两人更是因为观念不同最后分道扬镳。王人美说：“他不了解我经历流亡生活后的思想变化。烽烟遍地，哀鸿遍野，我怎么能安心当一只家猫?”
1957年，毛主席在参加电影家协会座谈会时，特别问到王人美有没有来?原来，毛泽东的数学老师，正是王人美的父亲王正枢。王人美原名王庶熙，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以往毛泽东来家中，经常将2岁的王人美抱起来，还牵着她到城楼上玩耍。再见王人美，毛泽东还亲切地叫她“细妹儿”。
在回忆录中，王人美这样评价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我的人生道路就像一串螺旋。有时上升，有时折曲，弯弯曲曲。我小时候，好几位兄姐参加革命工作，我偏偏成了歌舞演员;抗战爆发，好友奔赴延安，我又坐失良机没有同往……我常常责怪自己头脑简单，思想糊涂，没能更早地投身人民革命队伍。”
显然，这是老一辈人的严于律己、谦虚上进的说法。王人美是最先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演员，她的一生中也参演了多部抗日影剧。
1958年，王人美曾因精神失常入院治疗。1979年11月8日，65岁的王人美光荣入党。1986年末，王人美摔倒引发脑溢血，成为植物人。几个月后，王人美在和煦的春光中逝世。
蔡楚生则一直在桂林呆到了1944年秋城中失守前。在“湘桂大撤退”中，这位大导演一面咳着血痰，一面夹杂在熙熙攘攘的难民中逃向重庆。一路上目睹了国破山河、哀鸿遍野，蔡楚生由衷感叹：“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血的教育这比我在上海十里洋场受到的教育不知深刻多少倍”。这次逃难，也为日后蔡楚生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提供了深刻的生活经验。
抗战胜利后，在贫病交加中，蔡楚生与郑君里合作，完成了轰动影坛的又一部现实主义电影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一致赞誉，并且在上海连映3个多月，观众将近80万人次。蔡楚生也继《渔光曲》后再次创造了国产影片的最高卖座纪录。影片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上映后，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蔡楚生一生都在为底层人民发声，他将炽烈的爱国、爱民情怀放到了胶片里。在一篇《蔡楚生：为电影的一生》文章中，这样写道：“1949年1月，北平解放。蔡楚生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时，激动得热泪盈眶。5月，他满怀喜悦的心情，从香港乘船北上，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
新中国成立后，蔡楚生先后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务，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蔡楚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95年，在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之际，蔡楚生被追授“中国电影世纪奖”。而距离蔡楚生故去，已经27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