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区国资委在我市召开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暨“僵尸企业”处置工作座谈会。通讯员蓝誉国　摄

    2018年度桂林市市属国有非工业困难企业职工安置现场。通讯员蓝誉国　摄

    华达公司位于一居民小区中。记者徐莹波　摄

    华达公司积极盘活托管企业的固定资产，并引入合作伙伴建设了一所幼儿园。记者徐莹波　摄

    新闻背景：“僵尸企业”是指经营亏损，长期扭亏无望，主要依靠银行信贷和政府补贴维持生存，难以从产业内退出的濒临死亡的企业。其突出特点是企业形式还存在，却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形似僵尸，依靠吸食金融和财政“血液”而生存。近年来，桂林以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积极探索本市国企改革新路，通过创新政策，稳步推进市属国有非工业困难企业职工安置，有序清退一批“僵尸企业”，既妥善解决民生问题，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国资国企改革的重大突破。据统计，截至2017年12月底，我市累计安置企业67户、职工1324名，发放安置费用6373.01万元。

    今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资委等五部门印发《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文件指出：要加快推动“僵尸企业”债务处置，通过推动债务处置加快“僵尸企业”出清，破除依法破产实施障碍，协调解决破产程序启动难实施难、人员安置难等问题。9月5日，自治区国资委在我市召开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暨“僵尸企业”处置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各市国资委要主动作为、积极作为，真正沉到企业去，切实协调解决问题，力争9月底前基本完成“僵尸企业”出清。

    目前，根据自治区国资委的部署，我市国资国企系统又打响了一场清理“僵尸企业”的攻坚战。

    □本报记者　徐莹波

    历经16年煎熬，他们终于拿到下岗安置费

    63岁的卢颖（化名）原是我市一家“僵尸企业”的职工，现为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的负责人。记者在采访卢颖时，她曾几次想放弃采访，并不太愿意回忆起从“僵尸企业”下岗的那段经历。

    1993年，卢颖从桂林市电子工业公司调入深圳赛格桂林公司工作“那时赛格公司经营家电产品，生意非常红火，职工待遇还不错。在这里工作的职工颇有面子。”赛格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工回忆。

    好日子仅持续了几年。从1998年起，赛格公司的经营每况愈下，逐渐连工资都无法发放，公司里有能耐的年轻人跳槽了，上了年纪的职工则陆续下岗。2000年，赛格公司彻底停业，卢颖失业了。“当时我的年龄也大了，再就业很难，所以就靠着积蓄维持生活，只是条件艰苦一些。”卢颖回忆，那些30—40岁的同事就比较惨了，失去工作后导致生活非常艰难。如有名女同事当年30多岁，家里几个兄妹都是聋哑人，长年要靠她资助。她的下岗导致一家人生活陷入严重贫困中。

    尽管赛格公司停业了，却一直未进行破产清算，实际上已成为一家“僵尸企业”。而且由于该公司属于贸易类企业，并无固定资产，一直拖欠着下岗职工的工资和社保，让大家饱受煎熬。

    2005年，卢颖在自己掏钱补缴了赛格公司拖欠的社保费用后，办理了退休手续。随后，在几位朋友的鼓励下，卢颖与他们一起开办了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开办这家公司有几个原因：一是我曾在单位从事人事管理工作，具备相关工作经验，更易上手；二是我有不少相关行业的朋友，方便拓展业务；三是自己也想帮别人找工作提供服务，多做点好事。”卢颖说，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是从事人事代理和劳务派遣工作，如为下岗职工、新毕业学生介绍工作，帮助小微企业代办社保缴费业务等。

    由于卢颖的工作能力强，新公司迅速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生意日渐红火，公司还聘请了10多位员工。“其实公司的利润不高，我只希望能发挥余热，多帮助些有困难的人。”她说。

    2016年，市国资委启动了赛格公司职工安置工作。当年12月31日，卢颖领到了非工业困难国企职工安置费。她说：“因为自己已经退休，这笔安置费主要是用于补偿拖欠我的社保费用。”

    据了解，在此次赛格公司职工安置工作中，我市共解决该公司10名在职职工和9名退休人员的社保费用。在拿到钱的那一天，很多职工都喜极而泣“虽然钱不算多，但也能缓解部分特困职工的一些生活压力。”卢颖认为。

    在完成职工安置工作后，赛格公司被注销，彻底退出市场。

    因经济困难，有下岗职工曾到企业领导办公室拍桌子

    朱本强，桂林华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亦是赛格公司职工安置工作的联络人。谈及负责“僵尸企业”清退工作的困难时，他向记者倒了不少“苦水”。

    华达公司成立于1996年9月。2007年6月20日，根据市国资委安排，华达公司负责托管原属于桂林市电机局（现已撤销）管辖的12家国有公司（含赛格公司）。这12家公司均为独立法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2008年10月，朱本强调任华达公司工作，负责组建新的企业领导班子。与其他履新的“新官”意气风发不同的是，他接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 在13家公司中，正常经营的仅有华达公司和桂林市振桂物资贸易公司，其他11家企业或已停产歇业，或只能依靠出租土地、门面勉强维持运转。这些企业共有在册职工140人，其中在岗1人，留守人员2人，待岗、歇岗、自谋职业困难职工61人，退休人员76人。其中7家企业是特困企业，困难职工31人，特困职工8人。而桂林市振达工贸有限公司、桂林市机械电子设备成套公司、桂林市机械冶金工业总公司等三家企业还是“无人、无办公地点、无业务”的“三无企业”。

    “国资委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是：团结、稳定、发展。作为困难国企的负责人，要完成这三项任务都很艰难。”朱本强说。

    由于这些停产歇业企业长期拖欠职工工资和社保，有的困难职工经常来找华达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解决问题，他们也没少挨骂。“记得一位职工一时情绪激动，直接在我的办公室里拍桌子，甚至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国资委安排我在这个岗位上，就是要为职工解决问题的，虽然挨骂也不能跟他吵架，只能开个玩笑说‘这桌子上面盖着玻璃，是国有资产，你打烂了玻璃要赔，伤着手还要自己掏钱到医院治疗，不划算’。”华达公司领导班子一名成员说。

    玩笑一开，这位职工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其实我们也很清楚这些职工的困难，很多是历史原因造成的，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只能好言安慰并耐心疏导他们。”朱本强说。

    为了确保职工队伍稳定，华达公司实施了以党建促进职工队伍稳定的举措。如开展厂务公开，做好民主监督，尊重职工的知情权，每年召开两次董事会议，对公司重大决策事项向全体职工公开；坚持公司重大决策事项调查研究、集体讨论决定程序，使各项工作处于职工监督之下。同时，公司积极盘活托管企业的固定资产，通过对外出租等方式维持企业运营。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还引入合作伙伴建设了幼儿园，既使国有资产得到充分利用，也方便了周边居民送孩子入园就读。另外，公司还主动联系我市各个社区，努力帮助解决70名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一系列措施的实施，确保了华达公司及托管的12家企业基本保持稳定。

    从2016年起，我市全面推动国资国企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清理“僵尸企业”成为改革的重头戏。市国资委针对华达公司负责托管的12家企业中部分困难企业启动职工安置和“僵尸企业”清退工作。

    朱本强介绍，这次安置工作，我市一次性对华达公司托管的6家企业——— 广西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桂林分公司、桂林电子物资器材供销公司、桂林市电子大厦商场、深圳赛格桂林公司、桂林市天成电器公司、广西汽车贸易开发桂林公司的职工进行安置，帮助这些职工理顺劳动关系，补缴了各项社会保险，发放了非工业困难国企职工安置费。

    与此同时，“僵尸企业”桂林南方橡胶（集团）公司实业总公司也完成职工安置工作，成功从市场中完成清退。据桂林南方橡胶（集团）公司总经理蒋家华介绍，实业总公司原为桂林南方橡胶（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 ，独立法人，是一家贸易企业，曾负责为南方橡胶（集团）各成员企业服务，上世纪90年代初经营十分红火，90年代末期日渐经营困难。2000年以来，该公司职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长期由个人垫付。我市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加快“僵尸企业”清退，努力解决了该公司职工的社保缴费欠款，并按照工龄发放了非工业困难国企职工安置费，缓解了公司职工的难题。

    “僵尸企业”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亟须有序清退

    “在开展国资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有序清退‘僵尸企业’是一项重要工作。”市国资委副主任蓝誉国接受采访时表示，截至2013年，我市拥有市属国有非工业企业147户，其中正常经营41户，无主营业务、以出租房产维持日常开支12户，其余94户属困难企业。这些困难企业分散在10多个市直部门，大部分属于“僵尸企业”。由于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或在旧城改造中被拆迁，这些“僵尸企业”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陆续停业，大部分无资产、无经营场地、无经营活动，职工长期待岗、自谋出路，生活陷入严重困难。

    蓝誉国认为“僵尸企业”的存在，对桂林经济和社会发展均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僵尸企业”需要银行和政府财政不断输血，无效占用大量土地、资金、原材料、劳动力等社会资源，造成生产要素配置扭曲，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僵尸企业”抢占其他健康企业的资源与机会，缺乏主动创新、提高效率的动力，还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破坏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和公平竞争的环境；“僵尸企业”在缺乏收入来源情况下，往往拖欠职工工资、社保，职工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工作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职工队伍稳定“僵尸企业”不具备偿贷能力，没有足够资产偿还贷款，造成银行不良贷款快速增加，有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

    “受一些历史原因影响，清退‘僵尸企业’工作困难重重。”蓝誉国说，大部分“僵尸企业”资产质量不高，金融债务负担沉重，资产抵押、质押限制难以解除，难以足额支付改革成本。由于这些企业长期停业，少量资产几乎消耗殆尽，甚至片瓦不存，而历史欠账较多，资金缺口较大。同时，由于遗留问题众多，清算注销困难“僵尸企业”缺乏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企业破产的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完善，破产诉讼周期过长，破产成本高。

    蓝誉国表示，我市清退“僵尸企业”的工作起步较早，但成效明显，一直走在全区前列。从2013年起，我市就在试点基础上，按“4∶4∶2”比例（即2014年安置总人数40%、2015年安置总人数40%、2016年安置总人数20%），推进市属国有非工业困难企业职工安置工作。原计划对2013年认定的58户困难企业职工1300余人进行安置，在实施安置过程中，市直相关部门又要求对58户以外的困难企业进行安置，市职安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将新申报的22户困难企业616名职工纳入安置范围，加上1户试点企业，总共将81户困难企业1800多名职工纳入安置范围。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市累计安置企业67户、职工1324名，发放安置费用6373.01万元。

    蓝誉国说，目前，我市已将10户依靠租赁房产维持发放职工生活费的“僵尸企业”划转至相关投融资平台公司进行重组整合。今后还将重点清退工业“僵尸企业”，彻底完成全市“僵尸企业”清退工作，努力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清退工业“僵尸企业”要善用市场之手

    □徐莹波

    近期，来自国家和自治区层面关于清理“僵尸企业”的声音格外频繁。密集的声音正在传递出强劲信号——— “僵尸企业”大限已至。

    “僵尸企业”的成因复杂，其占用各类资源却不产生与之匹配的效益，企业有名无实；一些“僵尸”国企长期靠政府财政“输血”或银行借贷维持生存，耗费大量资金，导致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大大降低。同时，由于“僵尸企业”大多是传统国企，牵涉众多职工及其家属，牵一发而动全身。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地方政府只能继续“输血”，给予企业补贴。这就导致“僵尸企业”陷入“死不了、活不好”的怪圈，不仅拖累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更占用大量经济资源，延缓改革的推进。

    近年来，桂林以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创新政策，稳步推进市属国有非工业困难企业职工安置，有序清退一批“僵尸企业”，既妥善解决民生问题，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国资国企改革的重大突破。

    现在，我市又启动工业“僵尸企业”的清理工作。与非工业“僵尸企业”不同的是，工业“僵尸企业”往往还拥有一定的固定资产，如土地、厂房、办公场所等。同时，这些企业的债务规模却更大，职工数量更多，清理难度更大。清理工业“僵尸企业”，也就更加考验决策者的政治智慧。

    据了解，与国有企业相比，在民营企业中“僵尸企业”数量极少，其原因在于民营企业如出现长期利润低下或亏损时，企业会自行减产、关停，退出市场。这充分说明，市场化是破解“僵尸企业”的根本途径。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新趋势。清理处置“僵尸企业”，正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因此，我市在推进工业“僵尸企业”清退过程中，一方面必须要巧用市场之手，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更多地起作用，用市场方式公开、公正、公平地处理工业“僵尸企业”的剩余资产，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另一方面，要与国企改革同步进行，把清理“僵尸企业”纳入到改革的框架中，放在桂林工业转型升级的责任使命里，才能盘活社会优质资源，促进经济健康增长。